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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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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佛教文化­­­­­­­­
发布时间:2004-04-02 浏览次数:11134 字体【 】【关闭
  内蒙古地区大部分信仰着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大肆兴起的是明代漠南蒙古地区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他是十五世纪被誉为中兴之主的达延汗之孙,也是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勒坦汗从嘉靖初年用了几十年时间,控制了南至长城,东至察哈尔,西至青海,北至喀尔喀等北方广大地区,势力强盛,雄踞一方。他的西征藏土,联系了蒙古与西藏的紧密关系。因而藏传佛教的一支­­­­­­­­­­­­­­­­­­­­­­­­­­­­­­­­­—格鲁派(俗称黄教)传入内蒙古,为藏传佛教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六世纪中叶,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的势力从河套一带扩张到甘、青地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阿勒坦汗的侄孙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1540——1586年),他是成吉思汗第十九代孙,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历史学家,他跟随阿勒坦汗西征过程中是很重要的谋划者和指挥者。当进军西藏地区战争胜利后,他将一些西藏喇嘛带回蒙古。据《阿勒坦汗传》记载:“后于马年,阿勒坦汗经星胡拉越(山)远征,在远征中遇见众多吐伯特商人,经与彼等战斗,将其征服,心发慈悲就地饶恕释放喇嘛一千人。”到了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内蒙古诸部封建领主们完全向藏传佛教开放了,其中第一位来内蒙古地区的西藏传法大师阿兴喇嘛起了决定的作用。经过阿兴喇嘛(义名希日巴)的传法以及阿勒坦汗侄孙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建议,阿勒坦汗有了皈依佛教的心愿。阿兴喇嘛向阿勒坦汗详细介绍了西藏喇嘛教格鲁派的情况,及其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的同时,一再建议阿勒坦汗邀请索南嘉措来内蒙古传教,并向阿勒坦汗宣说佛教宗旨,叙述历代达赖喇嘛(藏传佛教两大活佛其中之一)的学识与贤明以及生平等等,要求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二人效仿元世祖忽必烈和其帝师八思巴(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建立“政教之朝政”之例,建立政教制度,使阿勒坦汗确立了自己政教管理体制的信念。因为土默特部落原是蒙古部落的一支,最早信仰原始图腾崇拜的萨满教,而值此战争之际,对于阿勒坦汗来说,借助西藏宗教领袖的神力护特,能加强他在蒙古诸部的号召力。另据蒙古和西藏方面的资料记载,1578年5月15日,阿勒坦汗与格鲁派领袖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进行了会晤,通过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互相交谈,阿勒坦汗被三世达赖睿智的谈吐,广阔的胸襟和渊博的学识深深折服,随即向三世达赖许下诺言:“将来要把佛祖释迦牟尼用宝石金银庄严。”于是从青海返回内蒙古,勒令其蒙古部落放弃萨满“翁贡”,改信藏传佛教格鲁派。
  阿勒坦汗的皈依,使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很短时间内,在内蒙古土默特部首府——呼和浩特(明代称之“归化城”)得到了蓬勃发展。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会晤结束后,三世达赖就指派了栋克尔·满珠锡里·呼图克图代表自己驻锡呼和浩特,弘扬佛法,这样西藏宗教领袖的代表人物在呼和浩特主持了宗教事务。阿勒坦汗从青海返回呼和浩特后,即建造了内蒙古地区第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伊克召”,俗称大召(即弘慈寺、无量寺、又名银佛寺)。此后数十年间,在阿勒坦汗和儿子、孙子的资助下,在呼和浩特及其附近,佛教寺庙建筑相继而起,成为召庙林立、金碧辉煌的城市,甚至到了明末清初,“呼和浩特”这个名称几乎被民间所称“召城”取而代之。各地云游僧侣及其佛教信徒不断集中到呼和浩特及其附近一些地区来行皈依之礼,使呼和浩特变成了蒙古地区佛教文化传播的大本营了。
  但是有一阶段藏传佛教在蒙古土默特地区产生危机,是由驻锡在呼和浩特的栋克尔·满珠锡里·呼图克图挽救了这一危机,扭转了乾坤,从而使藏传佛教在整个内蒙古地区迅速发展。
  到了明末清初之际,内蒙古诸部基本上是“敬奉释教,并无二法”,黄教格鲁派的势力在蒙古各部日益膨胀。正当这时在蒙古人的政治生涯中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蒙古末代可汗林丹汗治世之际(1604年——1634年),正是东亚大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内蒙古东部另外一个少数民族女真族后裔——满族兴起并建立起国家,称“后金”。在后金天命、天聪年间(1616年——1635年),内蒙古各部接连向后金归降,彻底归附了清朝(后金于1636年改国号为“清”),清政府随即夺走了内蒙古佛教的“保护权”,并利用佛教统治蒙古诸部,尤其是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另外,原本满族和蒙古族在宗教信仰上同属北亚萨满信仰的,但自从十六世纪末蒙古人再度皈依佛教,教法逐渐普及的时候,满族人也受到临近蒙古部落的影响,也开始信仰了佛教。据蒙文和满文资料记载,十七世纪初,从西藏东来蒙古的弘法大师们也顺便到后金渡化,使后金皇帝转向佛法。因此,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始就遵循着优礼和尊崇喇嘛的这一政策,从而成为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贯穿清朝一代的重要传统政策,并在蒙古佛教史上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借助宗教来笼络人心,以达到其政教统一的目的,因为宗教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命脉。
  清代,内蒙古地区佛教的发展,与清朝廷诸位皇帝本身对佛教的崇信和扶植有着密切和直接的关系,尽管这是清朝廷治理蒙古、统治蒙古和影响西藏而实行的笼络人心的一种政治目的,可是清朝廷也确实有几位推崇佛教倍甚的皇帝,如顺治帝就是一位对佛教很虔诚的皇帝,他的母后也笃信佛教,故从顺治年间,清代在呼和浩特地区大兴建造寺庙,在顺治九年(1652年),应清政府邀请,西藏五世达赖喇嘛进京途径呼和浩特,亲临大召、席力图召烧香拜佛,此后就在呼和浩特地区出现了清代以来第一次建造寺庙的高潮时期,自顺治十二年(1655年)到十八年(1661年)仅仅五年内,先后增建了慈寿寺、崇喜寺(东喇嘛洞),崇寿寺(朋苏克召)等三座寺庙,后均由康熙帝欽锡寺名。说到康熙帝,他是第一个对佛教经典发生兴趣的皇帝,在康熙帝的热心支持和扶植下,蒙古人,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的蒙古人,对佛教的崇奉和信仰发展到了更高的思想境界。所以,到了康熙年间,在呼和浩特地区兴建佛教寺庙又达到新的高潮。康熙元年(1662年),在呼和浩特东北吉尔嘎朗图山修建了一座寺庙,后又扩建,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赐名,钦赐满、蒙、汉三种文字的“尊胜寺”门匾,平常按主持者的学位名称被称“班智达召”。康熙八年(1669年),达赖绰尔济在呼和浩特又建了一座寺庙,于1695年奏请赐名,敕“隆寿寺”(俗称额木齐召)。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呼和浩特小召寺的内齐托因二世被清朝廷委任为“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印务处在清廷时全国设有五个札萨克喇嘛印务处,它们分别在多伦诺尔、五台山、奉化、雍和宫和呼和浩特有名的格鲁派寺院大召寺内,其中掌印札萨克喇嘛是掌管行政权利的喇嘛,他的地位虽然和地方官员同等,但却享有特权,有什么情况都可越过地方官员直接上报朝廷,政教大权相当大,而喇嘛印务处是直接归朝廷理藩院注册,是中央朝廷专门掌管少数民族的机构。从此,清廷向呼和浩特各大寺庙陆续赐名。但清朝廷对内蒙古寺庙赐名的开端正是从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大召寺开始的,可是内蒙古归附清廷后,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五年(1640年)向土默特部首领发出命令,对大召寺进行重新的维修和扩建,以达到其政教合一之目的,并亲自向大召寺赐满、蒙、汉三种文字寺额,汉文作“无量寺”,同时又命令工部打造“皇帝万寿无疆”金牌,交给大召供奉,可见清朝廷对佛教的重视和尊崇备至。后来还建立了弘庆寺(拉布济召)、宁祺寺(和硕乃苏莫),广寿寺(东乌素图召),永安寺(察哈尔达召),还有绰尔济召,吉特库召,里素召等,包括康熙之子雍正皇帝也对佛教推崇倍甚,自己还宣称:“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幕为佛事。”许多佛教界人士认为:“有清诸帝,悉信佛法,其悟入最深者,唯世宗雍正为第一。”雍正之佞佛是历史上有名的,而雍正之子乾隆皇帝崇信佛教,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继位之后,将蒙古佛教的经典翻译和出版推向了历史巅峰,呼和浩特大召寺内至今还存有一部一百零八卷之巨的《甘珠尔》经,是佛教的经典之作。所以说,清朝统治者不仅利用尊崇佛教来统治蒙藏地区,大量的事实证明蒙藏地区实行宗教政策的政治因素和策略也确有其独到和精彩之处。
  因此内蒙古地区从清朝一代至民国年间,寺庙建筑不断增加,这些金碧辉煌的庙宇散布在内蒙古辽阔无垠的草原和塞北群山之中。它们本身都蕴藏着满、蒙、汉、藏等各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华,又是大好河山的美丽缩影,也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文化精髓的历史见证。所以致使佛教直至今日在内蒙古地区仍长久不衰,佛教信徒与日俱增,尽管在文革时期许多召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劫,甚至于破败不堪,可是仍然有许多的佛教寺庙幸存下来,而且不仅是宗教建筑物,还有庄严肃穆、具有神秘感的独特佛教音乐;狂野而神奇,具有文化渊源的宗教舞蹈等等,它让人感受到神圣的宗教文化带给我们的对历史文化的渴求和探索,也能让人在这些宗教建筑中,犹如置身其中的享受古代民族宗教文化的深邃。
  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极其深远,又由于内蒙古临近中原发达地区,受汉族文化影响也颇深,因此就内蒙古地区佛教寺庙的建筑特点而言,也有着独特的建筑布局和风格。尤其是清代,藏传佛教寺庙变成了蒙古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同时,又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因为较大的寺庙都设有各种“扎仓”(学部),是学习和研究哲学、历法、数学、医学和文化艺术的专业机构,在这里通过各专业知识的学习研究,把印度、西藏和内地的文化传播到蒙古地区,对于交流各民族文化,促进和发展内蒙古地区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蒙古民族医学也有着悠久的历史,通过喇嘛教(藏传佛教)的传播,印度、西藏和内地医学源源不断传入蒙古地区,促进了蒙古民族医学的发展。另外,在天文历算方面,寺庙还设有专门研究天文、数学、历算、占卜等学科的《丁科尔扎仓》(时轮学部),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出现了不少著名学者,对蒙文天文历算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呼和浩特市五塔寺内的石刻蒙文天文图就是典型一例。在文学、历史学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喇嘛学者的优秀作品。而佛教寺庙正是这些文化传承的历史产物和佐证。由此我们纵观明清以来在内蒙古地区出现的千余座寺庙,包括蒙藏结合式、汉藏结合与蒙藏汉的所有建筑的风格特点,确实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其成为内蒙古地区一道神秘而亮丽的风景线,对了解内蒙古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也是内蒙古地区佛教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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